要害詞：古典文學 《莊子》 重讀經典
原題目：《莊子》內篇的經典性
對于《莊子》內七篇，我們畢竟應當以什么樣的立場來解讀，是一個不容回避的題目。可否將《莊子》內篇看作一個構造嚴謹的完全作品，對于我們研討的深細水平有著決議性的影響。王叔岷師長教師認為應“廢除內、外、雜篇不雅念”，由於“今傳《莊子》內、外、雜篇之區畫，乃定于郭象。內篇未必盡可托，外篇及雜篇未必盡可疑也”。而王叔岷藉以論定內、外、雜篇的區分出于郭象之私衷的依據，卻年夜都經不起斟酌。劉笑敢傳授在《莊子哲學及其演化》一書中，對此有具體的回嘴。依據劉笑敢的考據，內篇早于外、雜篇，並且“與外雜篇相紊亂的情形并不嚴重”。鐘泰師長教師認為“外、雜篇有可疑，而內七篇則無可疑；外、雜篇有非莊子自作，而內七篇則非莊子莫能為”：
郭氏與司馬異同，今不成知，然有須辯者。眾人認為司馬彪所注即《漢書•藝文志》五十二篇之舊，則已然也。據《釋文》所列，彪本合表裡雜篇亦只四十有九，外講解三，與為音三卷同，自是彪所自為，安得所以三篇充五十二篇之數哉？蓋五十二篇者，此中實多巧雜竄進，即司馬氏亦有并合刪削者矣。今各本皆佚，惟郭本獨傳，則欲上窮莊叟之蘊，固非郭本莫由，若此中義有未醇、辭或過當，大略漆園門下之文，附之以傳者，以內七篇主旨印之，何取何舍，必無差掉。《釋文•序錄》有云：“內篇眾家并同，自余或有外而無雜。”是則外雜之篇，或有爭議，若內七篇，則眾所同是，更無可疑，故讀三十三篇，以七篇為本經，而以余二十六篇為羽翼，是乃不成易之原則。
鐘泰、劉笑敢二位師長教師的不雅點舞蹈教室基礎上是允當的，但《莊子》內七篇的完全性仍是有進一個步驟深刻會商的需要，從而在更強無力的基本上獲得證明。
王夫之以為“外篇文義雖相屬，而多浮蔓卑隘之說；雜篇言雖不純，而微至之語，較能發內篇未發之旨”。船山所見皆出于對《莊子》文理思致的領會，并沒有靠得住的根據，但年夜哲學家的洞見，往往有默會意契處。細考雜篇中某些片段的章節，可以對內七篇的成篇情形有更實在的掌握。
《莊子》雜篇《徐無鬼》中，有一則南伯子綦與顏成子的對話：
南伯子綦隱幾而坐，仰天而噓。顏成子進見，曰：“夫子，物之尤也。形固可使若槁骸，心固可使若逝世灰乎？”曰：“吾嘗居山穴之中矣。當是時也，田禾一睹我，而齊國之眾三賀之。我必先之，彼故知之；我必賣之，彼故鬻之。若我而不有之，彼惡得而知之？若我而不賣之，彼惡得而鬻之？嗟乎！我悲人之自喪者，吾又悲夫悲人者，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，其后而日遠矣！”
這則對話的開首與《齊物論》首章基礎分歧，只要“南郭子綦”作“南伯子綦”、“顏成子游”作“顏成子”、“槁木”作“槁骸”等幾處纖細的差別。從“我悲人之自喪者，吾又悲夫悲人者，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”如許的闡述看，也合適《齊物論》的思想方法和行文作風。這應當不是后世學莊者的仿作，如《秋水篇》之于《逍遠游》。仿作應當只保存人物關系，而不該該是完整雷同的情節。這則對話很能夠是《莊子》內七篇未成篇時的片段寫作，處于過渡形狀或草稿形狀的作品。
與此相類但更能闡明題目的是《寓言》篇的“眾罔兩問于景曰”一章：
眾罔兩問于景曰：“若向也俯，而今也仰；向也括，而今也被發；向也坐，而今也起；向也行，而今也止；何也？”景曰：“搜搜也，奚稍問也？予有而不知所以。予，蜩甲也？蛇蛻也？似之而非也。火與日，吾屯也；陰與夜，吾代也。彼，吾所以有待邪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！彼來，則我與之來；彼往，則我與之往；彼強陽，則我與之強陽。強陽者，又何故有問乎！”
這一章與《齊物論》“罔兩問景”章基礎雷同。兩章中的對話關系、基礎語詞、焦點概念和思惟內在，簡直完整分歧。但相較而言，《齊物論》“罔兩問景”章更簡明凝練，行文也更順暢。《寓言》篇這一章應當是不決稿的殘篇，是《齊物論》“罔兩問景”章成篇前的形狀。《庚桑楚》篇“宇泰定者，發乎天光”至“是蜩與學鳩同于同也”一節，值得惹起特殊的器重。這一節在文辭和思惟上與內篇多有堆疊：“知止乎其所不克不及知，至矣。如有不便是者，天鈞敗之”，此中的“知止乎其所不克不及知，至矣”與《齊物論》“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”相合，“天鈞”一詞亦見于《齊物論》；“道通，其分也，〔成也〕；其成也，毀也”與《齊物論》“恢恑憰怪，道通為一”一段基礎分歧；“移是，今之人也，是蜩與學鳩同于同也”，此中的“蜩與學鳩”亦見于《逍遠游》。這一節中更值得留心的是上面這段話：
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惡乎至？有認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，盡矣，弗可以加矣。其次認為有物矣，將以生為喪也，以逝世為反也，是以分已。其次曰始無有，既而有生，生俄而逝世；以無無為首，以生為體，以逝世為尻。孰知有無逝世生之一守者，吾與之為友。
這段話把《齊物論》和《大批師》的兩段主要闡述聯合起來了。在這段文字中，闡述者以第一人稱進場：“孰知有無逝世生之一守者，吾與之為友。”依據我們後面對莊子自己在內七篇傍邊的進場方法的剖析，這一節以第一人稱“吾”分析的論說恰與在《大批師》的故事中作為莊子自己的投射人物（即“子祀、子輿、子犁、子來”章中的人物）的論說雷同。由此可以推知，這一節應為莊子自己所作。鐘泰以為《庚桑楚》篇自“宇泰定者，發乎天光”以下，“皆莊子之言”。王夫之對《庚桑楚》篇亦有極高評價：“此篇之旨，覆蓋極年夜，《齊物論》所謂‘休之以天均’也。……莊子之旨，于此篇而盡揭以示人：所謂‘忘小年夜之辨’者此也，所謂‘照之以天’者此也，所謂‘參萬歲而一成純’者此也，所謂‘自其同’者此也，所謂‘目無全牛’者此也，所謂‘知天之所為’者此也，所謂‘未始出吾宗’者此也。”上述群情雖亦有辨析未精之處，但都看到了此節之深蘊有非共享會議室莊子不克不及為者。
錢穆在此節末尾的注釋中，援用了葉國慶《莊子研討》中的結論：“‘蜩與學鳩’句，暗用逍遠游篇，亦后學者所作。”應當也代表了錢穆的見解。這一看法看似公道，實則否則。從“是蜩與學鳩同于同也”這句話，最多只能得出這一節的寫作是在《逍遠游》首章的主體部門完成之后的結論，而不克不及據此斷言其為后人所作。“宇泰定者，發乎天光”一節，既有《齊物論》和《大批師》的主要思惟，也有傳世本《莊子》內篇所沒有的高深闡述：
出無本，進無竅。有實而無乎處，有長而無乎本剽，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。有實而無乎處者，宇也；有長而無本剽者，宙也。有乎生，有乎逝世；有乎出，有乎進；進出而無見其形，是謂天門。天門者，無有也。萬物出乎無有。有不克不及以無為有，必出乎無有，而無有一無有。圣人躲乎是。
這一段闡述中的要害詞“無有”與下文的“其次曰始無有”“以無無為首”一向，思理、辭氣和語脈無隔絕滯澀處，應當是某種完全的思慮和寫作經過歷程的產品。與《齊物論》和《大批師》傍邊的思惟比擬，最明顯的分歧是此中關于時光（“宙”）和空間（“宇”）的哲學闡釋。從整段的思惟睜開看，對時光和空間的哲學摸索是懂得有無和存亡的關鍵，但闡述的重心卻并不在此。假如是后世學莊者試圖在《齊物論》和《大批師》的基本上睜開對時光和空間的會商，其追蹤關心點就不該該是有無、存亡和“移是”的題目。一個文本的焦點思惟和追蹤關心重心與其他文原形同，而其思理睜開的要害環節又有其他文本所沒有的主要概念和分析，這應當是該文本呈現得更早的特征，而不該作相反的懂得。換言之，《庚桑楚》篇“宇泰定者，發乎天光”一節應當是《齊物論》《大批師》還遠未成形時的某個過渡性的草稿。這一節完成之前，《逍遠游》首章的故事應當曾經寫出了，但無法斷定能否就是傳世本的形狀。至于何故在更成熟的《齊物論》《大批師》里反而沒有了關于時光和空間的思慮，最年夜的能夠是莊子有了關于有無、存亡的更最基礎的懂得。
經由過程下面三則對《莊子》草稿殘篇的剖析，我們可以得出如許的結論：《莊子》內七篇并不是在短時光內一次性完成的，在終極的定稿前應當有很長時光的測驗考試性思慮和寫作。這些草稿形狀的文本年夜都散佚了，只要個體片段被支出到外、雜篇中。這反過去也向我們表白：《莊子》內篇無論在寫作仍是編輯上都顛末了謹慎周詳的斟酌。
《莊子》內七篇的完全性可以從概念和主題的分歧性和連接性獲得印證。《逍遠游》首章“若乎乘六合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游無限者，彼且惡乎待哉”，此中的三個動詞“乘”“御”“游”貫串《莊子》內篇一直：《逍遠游》“肩吾問于連叔”章的“乘云氣，御飛龍，而游乎四海之外”，《齊物論》“齧缺問乎王倪”章的“乘云氣，騎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”，《應帝王》“天根游于殷陽”章的“則又乘夫莽眇之鳥，以出六極之外，而游無何有之鄉”。《攝生主》“老聃逝世”章的“古者謂是帝之懸解”與《德充符》“魯有兀者叔山無趾”章的“解其枷鎖”，都與老聃有關。而《大批師》“子祀、子輿、子犁、子來”章的“此古之所謂懸解也”，則提醒出莊子與老子的思惟聯繫關係。《大批師》“齧缺問乎王倪”章的對話主題，在《應帝王》里被歸納綜合為“齧缺問于王倪，四問而四不知”。
內七篇中絕對自力的各章之間的聯繫關係，也有特別設定的陳跡。好比，《德充符》“魯有兀者叔山無趾”章中的孔子說到了“而況全德之人乎”，接上去的“魯哀公問于仲尼”章里孔子也講“而況全德之人乎”，兩地方講的“全德之人”雖皆出于孔子之口，但內在倒是完整相反的。而“全德之人”恰是篇題“德充符”的題旨地點。又，《應帝王》“陽子居見老聃”章開頭講“明王”“立乎意外，而游于無有者也”，接上去的“鄭有神巫曰季咸”章就詳細地呈示出何謂“立乎意外，而游于無有”。
《莊子》內七篇各篇題目與篇中內在的事務聯繫關係親密，並且篇題的要害詞年夜都直接呈現在各篇的敘說中：《逍遠游》的“游”字呈現在首章開頭，“逍遠”二字見于末章；《攝生主》的“攝生”二字見第二章；《人世世》的“世”字在末尾的“孔子適楚”章；《德充符》篇中雖無明白的“德充”的字樣，但其第三章、第四章論瑜伽教室及“全德之人”，亦與篇題相照顧；《大批師》“意而子見許由”章有“吾師乎！吾師乎！齏萬物而不為義，澤及萬世而不為仁，長于上古而不為老，覆載六合、刻雕眾形而不為巧”一段，暗含了“大批即師”的題義；《應帝王》篇的追蹤關心重心固然并不全在于管理，但其首章的“有虞氏”和“泰氏”皆古之帝王，第二、三、四章論圣人或明王之治，最后以“南海之帝”“北海之帝”和“中心之帝”作結，內在的事務與篇題之間完整照應。內七篇中，只要《齊物論》的篇題沒有直接呈現于篇章之內，但從此中“費心明為一，而不知其同也”之類的闡述看，其思惟主旨在于論明“齊物”，是斷定無疑的。
綜合下面的文本考核，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：其一，《莊子》內篇在成篇之前，是有摸索性的思慮和寫作的，其間構成的草稿形狀的文本片段有一部門還保存在《莊子》外、雜篇傍邊；其二，經由過程部門草稿殘篇與傳世本內七篇文本的對照，可以顯明看出后者是修訂后的作品，由此可以推知傳世本《莊子》內七家教篇是在之前的各類草稿的基本上修訂、結集而成的；其三，《莊子》內七篇主題和語詞的連接、篇題與內在的事務的照應，以及篇內各章決心設定的陳跡，無不向我們表白這一作品的完成性和全體性。作為完成態經典的《莊子》內七篇，只要更為深刻細致的文本解讀才有能夠引領我們窺見其思理的深蘊。
（本文節選自楊立華傳授新著《莊子哲學研討》[北京年夜學出書社，2020年10月教學場地]）